于奇智教授的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系统科学与系统管理研究中心/中心新闻2011-12-31 00:00:00来源：华南师范大学评论：0点击：收藏本文

取得阶段性成果

于奇智教授的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福柯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研究》（11BZX058）课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从康德问题到福柯问题的变迁——以启蒙运动和人文科学考古学为视角》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康德哲学是福柯哲学重要的理论来源。福柯十分关注从批判哲学到实用人类学的过渡和康德所提出的四大哲学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可希望什么？人是什么？这些问题构成所谓的康德问题，其中第四问总括前三问。在《词与物 ——人文科学考古学》中，福柯对上述问题及其答案进行哲学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四大哲学问题，即所谓福柯问题：人如何能思考他不思的东西？人如何能成为生命？人如何能化作劳动？人如何能成为语言主体？此外，福柯还多次论述康德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发现康德对启蒙问题的解答开启了“现在本体论”。基于此，他提出了“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总之，福柯问题脱胎于康德问题，“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 则是福柯对康德人类学的丰富和发展。于奇智教授坚持认为，福柯哲学的主要来源是康德哲学与尼采哲学，而不是一些研究者认为的“结构主义思潮”；福柯在康德先验的历史本体论基础上建立了考古学—系谱学的历史本体论，否定了“福柯哲学中不存在本体论”的观点。

整篇文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康德问题，第二部分阐述问题变迁的理论策略——论说和异托邦，第三部分论述福柯问题，第四部分阐述福柯提出的“我们自身的本体论”，第五部分是整篇论文的结语。

第一部分：康德问题

康德在 1781年问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如下三大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该做什么？（3）我可希望什么？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了我们理性的全部兴趣（思辨的与实践的）。 1800年，他出版《逻辑学》时，不但重提此三问，而且补充了第四个问题，即总问题：人是什么？从此，三大批判哲学问题与第四个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们分别涉及人类的真理、善、幸福与人性，共同构成康德哲学的根基性问题，即我们所谓的康德问题。这些问题表达了批判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道德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在根本上，人们可以把所有这一切都归给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相关。康德的三大批判哲学重在分别解答前三个问题，此三大问题都总括为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这是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岛屿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与海洋构成复合体，二者之间既具有界限又相互联系。岛屿和海洋之间的“结合部”是半岛半海，即现象与本体之间的绮丽分界。因此，现象与本体得以相互作用而摆脱距离，构成一般对象总体而和谐共存。于是，我们既可认识和维护现象世界，又可心向、思念、吟诵、预言本体世界。康德哲学的价值在于，它使可知的现象与不可知的本体、有限与无限、内部与外部触及各自的边界线，使它们形成既分离又交织的共同领域；它既引导人把理想变成现实，又启发人在现实中胸怀理想；理想与现实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达成完美结合，人才能诗意而智慧地安身立命。然而，康德哲学中本体与现象、先验与经验、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为了克服这种矛盾，康德提出了自己的解答方案，即以“先验”统摄本体与现象、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

对康德的解答方案，福柯并不满意。他试图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便是《词与物》等著作所努力的方向。如果说福柯《康德<人类学> 导言》是任何一种未来人类学的“绪论”，那么《词与物》就是其“正文”。实际上，福柯的未来人类学就是考古人类学，它是对康德先验哲学与实用人类学的有力推进。《词与物》明确纳入生命、劳动和语言三大经验，以研究批判思想与人类学反思之间的关系问题，继续追问已在《康德<人类学> 导言》中开始讨论的三大问题，即人是什么？我们是谁？知识主体、权力主体与伦理主体如何形成？正是在康德人类学的意义上，福柯明确把自己的学术工作视为康德批判传统的继续，并产生了重要的“哲学变迁”即从先验的批判哲学转向考古学—系谱学的批判哲学。

第二部分：问题变迁的理论策略——论说和异托邦

康德哲学的内在冲突，是众所周知的。康德设定“本体”或“物自身”以建构他的哲学体系。然而，正是这个本体产生了所谓的“耶可比困惑”：没有物自身的预设，便不能进入康德哲学，有了此预设，又不能继续留在康德哲学之中。康德本人也觉察到了此困惑，没有圆满解决从我思到我在的过渡问题。在福柯看来，三个批判问题与人类学问题远没有达到康德所预期的高度同质性。为了化解康德因经验与先验（或现象与本体）等二元区分所导致的困惑，并促成康德问题发生变迁，福柯在《词与物》中构思出三个具有交织连体特征的双子：经验-先验、我思-非思、起源退却-起源回返，因为正是在这样的人（奇怪而悖谬的褶子形象）之上，人们认识到“全部知识成为可能的一切”。

福柯运用考古学意义上的理论策略来阐述如下有关人类经验的主题：他者、异、癫狂、疾病、生命、劳动、语言、死亡、犯罪、性、性欲、私人生活等等，从而生成一个相应的论说链条。这些论说主题及其相应的论说链条都是“福柯工具箱”里的沉默元素，虽真实存在于历史传统之中却长期无人问津。 “福柯工具箱”所容纳的这些史实细节展示了一个否定性概念链条。可以说，这个否定性概念链条是对康德的理性、界限等的超越，以抵达异托邦，即“理性-界限”之外，“同”的尽头。我们认为，否定性概念链条与肯定性概念链条共同表达了人的真相奇观。于是，福柯的否思性哲学探索进入了新的思想自由创造之境。

除论说外，为了挑战传统秩序（比如处于语言和寓言两个维度中的乌托邦），为了寻找新的探索空间，福柯在《词与物》（1966）中阐述乌托邦（utopies）时，创造了异托邦一词。所谓异托邦就是“另类空间”如同存在着无现实场所的空间那样，“在整个文化、全部文明中，同样存在着现实场所、具体场所、在社会机构本身中构成的场所。” 诸如此类不同的现实空间处于文化和社会之中，但脱离普通场所。换而言之，它是理想模型乌托邦经过有形定位而构成的社会空间，具有否定性与边缘性，意指“和其他空间发生联系”的种种不同的社会空间，“虽然它们看似毫无关系”，“这一概念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环境的文化冲击中表现得很明显。”

如果说乌托邦乃乌有之乡，那么异托邦则确有其实。异托邦开显出了西方的“异”或“他者”，癫狂史是“异”之史，也是“他者”之史。“对文化而言，异是内在而陌生的，因而也在被禁闭（为了减少其相异性）的同时要被排斥掉（为了避免其内在灾祸）……呈现于

考古学分析中的东西是全部古典知识，或者不如说是将我们与古典思想分开并且构成我们的现代性的关口。陌生的知识形象（我们称之为人）正是在此第一次出现了，并打开了人文科学特有的一片空间。” 这片空间却令人不安，因为其中存在着种种断裂、缺陷、不稳定性、甚至死亡，它无疑是异托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他者”的“人自身”深深地寓居在异托邦之中。福柯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人自身”这一陌生的知识形象的成己塑形过程及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福柯哲学就是关于异托邦文化事件的论说体系。

第三部分：福柯问题

康德问题及其解答所揭示的“理性秩序”，启发福柯探索“某种静寂无声的事物秩序”——介于经验秩序和哲学解释之间比较模糊暗淡的中间地带。福柯关注从批判哲学到人类学的过渡和《逻辑学》中所补充的“人是什么？”这个总括性问题，遂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其英译本书名正是The Order of Things），以进一步探索批判思想与人类学反思之间的重叠关系。因此，《词与物》被视为走出独断主义迷梦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当代版，福柯则被尊奉为21世纪的康德。福柯指出，康德批判哲学的问题是，自然经验如何导致一些必然判断？但考古学问题已不再是这个问题，福柯在《词与物》中将康德总问题（实用人类学问题）“人是什么？”转化为如下问题：人如何能思考他不思的东西？人如何能成为生命？人如何能化作劳动？人如何能成为语言主体？总而言之，人如何能构成知识主体？显然，福柯在此提出的四大问题是与“知识”直接相关的“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问题，意在弄清“我们自身”如何在经验中完成自己的主客体的双重塑形。

第四部分：我们自身问题——通向历史本体论

福柯多次论述康德所回答的另一重要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他发现，康德的解答开启了作为“现在本体论”的哲学。福柯发展了这种本体论，进而提出“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以进一步弄清“我们自身”的“本质”。

在福柯看来，现代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成功解决了启蒙运动问题，就成功回答了“什么是现代哲学”这一问题。显然，“什么是启蒙运动”的问题至关重要。康德解答启蒙运动问题的短文成为18世纪征文中的代表作，它在康德全部著作中也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尽管它没有真正令人满意地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福柯认为，应强调这篇短文与“三大批判”的联系，以及它与康德其他历史论著的关系。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假设：“在某种意义上，这篇短文处于批判反思与历史反思的连接点上。这是康德关于自己事业的现状的反思。”康德自觉反思批判事业与历史事件、启蒙运动及其相互关系，试图弄清我们自身的“现在”或“今日”。我们自身就是正在超越“界限”的自由存在者，正是在活生生的当下从事学习、反思和写作，从而确定自己的所是、所知、所做、所希。福柯从康德这篇短文中读出了康德所强调的“现在”和作为态度的现代性，把它视为“现代性态度的纲领”。

福柯所谓考古学-系谱学的批判实践，意味着“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就是关于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的批判本体论。批判实践涉及如下三大领域：事物控制关系领域、作用于他人的行为关系领域和自我关系领域。这三大领域构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纠缠的关系分别生成真理轴心、权力轴心和伦理轴心三大轴心。与之相应，“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分别与这三大轴心相结合，形成不同的知识主体、权力主体与伦理主体。可见，福柯围绕着 “真理”、“权力”、“伦理”精妙地勾画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的三种可能性和必要性，展现了主体的自我构成观。知识主体、权力主体与伦理主体，这三种“主体形象”丰富地展现了“我们自身”的身份，获得了某种本体论诉求。

尽管启蒙运动带来了消极而危险的后果，但福柯并没有全盘否定启蒙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性哲学品性——“关于我们的历史存在的永恒批判”。福柯看到了启蒙运动的合理内核，并把批判视为一种艺术。他说：“批判是不被如此治理的艺术”。这意味着摆脱奴役且向多样化主体开放。因此，只有坚持批判态度，才有希望成为成熟主体，告别昨天的自己，成为今天的新人。可见，批判意义上的摆脱奴役和启蒙意义上的摆脱不成熟状态，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福柯扬弃了康德的启蒙运动观，认为欧洲人远未成熟，也远未摆脱奴役，一个成熟而令人满意的欧洲尚未出现，但是我们能够在这一过程中认识和理解我们自身，反思我们自身的身份。

“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是人类历史本体论的当前性体现，因为“我们自身”直接把人类置于迫在眉睫的前沿，把人类带入杂色纷呈的“现在”。身处“现在”的“我们自身”当然是理性与非理性、积极与消极、先验与经验等交织重叠的复合体。因为这个二元系列中的各方都是复杂、异质和多样的，所以“我们自身”是复杂的双子人，而处于行动中的主体直接体现为“我们自身”。行动中的“我们自身”正在生存、思考、写作、言说、观察和行动，具有鲜活而直接的现实性，是人类集合体中被激活的某一共同体。既然“我们自身”处于前沿、置身现在而被前沿化和现在化，活在当下的“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就是一种“现在本体论”。

第五部分：结语

于奇智教授认为从康德问题到福柯问题的变迁，是思想事件之间的“新陈代谢”，也是思想家之间的“传宗接代”。思想变迁所产生的转变既是一种断裂，也是一种延续。任何哲学都要被改造和超越，康德哲学也不例外。正因如此，哲学每到危机时刻都会获得重生，形成新的发展方向。康德哲学不仅本身经历了多重变迁，形成内部变迁；而且影响其他哲学家，导致外部变迁。福柯问题脱胎于康德问题，“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是福柯对康德人类学的丰富和发展。康德给理性的使用和职能设定了明确而恰当的界限，以规范人的所知、所做、所希与所是。这是为理性“立法”，是理性权力边界的体现，从而规定了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哲学品性与生活；认识能认识的领域，做该做的事，希望可希望的东西，自有其存在的身份与命运。福柯在康德的基础上却又与之相左，终成一家之言，开显出了一个否定性的链条；我认识不能认识的，做不该做的，希望不可希望的，获得不可获得的身份与命运。如此一来，把康德问题从先天性引向实证性，从正常事件引向反常事件，从必然事件引向偶然事件，从宏大事件引向微末事件，从而使我们以历史本体论的眼光审视、批判和反思“我们自身”的 “现在”。总之，福柯向康德的先验哲学提出了挑战，成功地摆脱了康德“物自身”导致的困惑，建构了“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即考古学-系谱学的批判哲学。

于奇智教授的这篇文章阐明了福柯问题与康德问题的关系，对于研究福柯的哲学思想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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